宜信普惠的“金融理想国”
公平交易是商业的重要原则，但这只是在操作层面上，而在权利意义上，商业天然带有歧视性——它更喜欢富人，金融尤甚。所以，“普惠金融”这一词汇，从字面上就带着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在今天的中国，“普惠金融”却成了热词。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对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明确表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上一次的同样表述是在去年的同一天，同一场合。这表明发展普惠金融已经是国家意志的一部分，“大力发展”充分表明了这一意志的强度。
这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事实的一种官方确认。回望过去10年的中国，宜信无疑是这一社会事实的重要构建者，旗下宜信普惠至今已服务超过200万有金融需求的群体。
在实践过程中，宜信普惠将商业机制与社会理想紧紧拧合在一起，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完美平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还将怎样继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透视中国普惠金融的未来图景。为此，记者在全国两会期间专程采访了宜信首席战略官陈欢。
(宜信首席战略官陈欢)
理想与现实
陈发顺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的一名彝族古歌传承人，他的梦想是成立一个文化团，到各地去表演，但难以如愿，直到他在2014年遇上了宜信普惠。把他和梦想隔离达16年之久的，只是区区4万元。梦想实现之后，陈发顺偶然见到了宜信创始人唐宁，他拿出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牛角酒壶，敬酒3杯。
在传统金融体系面前，陈发顺就属于尚未被良好覆盖到的群体个案。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也是社会排斥的一环，传统金融的局限性取消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获取金融服务的资格。宜信普惠所服务的人群，正是传统金融尚无法提供良好服务的对象：小微企业主、工薪阶层、大学生、农户。他们被宜信创造性地称为“高成长性人群”，被价值中性化。
正如陈欢所言，对于银行而言，100万乃至300万，都属于小微贷款，而宜信普惠的客户，平均授信额度仅需5万元。让陈发顺这样的人群得到贷款，折射着宜信和唐宁理想主义的一面。
2006年5月创建的宜信，即将迎来10周岁生日，已在232个城市和96个农村地区设立了网点，共有4万多名员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被宜信的理想主义所感染，陈欢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员。
2007年加入草创不久的宜信之前，他已经是金融行业的精英。“2005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这给金融行业带来很多触动。我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商业性的可持续的手段，去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
尤努斯教授在当时几乎是“金融理想国”的代言人，他在印度推出的面向穷人的小额贷款的成功，引来中国一些有公益追求的人士的仿效性实践，但都成效不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障碍，通俗地讲主要在3个方面：一是信用评价困难，相伴而来的是违约率居高不下;二是资金供给无法找到可持续的机制，容易中途“死火”，三是交易成本过高，过程本身不堪重负。
陈欢所说的“商业性的可持续手段”，是手段上的现实主义，也是宜信的社会理想的立足之基。方法，往往决定着一个怀抱理想的人能走出去多远。
宜信普惠的“方法”
从社会决定论的方向窥探，宜信也是时代的产物，社会条件给它要做的事情提供了可能性。2006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开通了门户网站，这标示着互联网在中国正快速普及，宜信就在这一年诞生。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让资金供需双方便利且低成本地找到对方，几乎不受地域限制;宜信所采用的滚动前进的“P2P”的借贷模式，帮助小额贷款成为有源之水。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一系列破障方法中，最为重要的是宜信普惠对大数据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创设了区别于传统征信评估的高效率的信用评价体系。
既然人人离不开互联网，就必然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包括信用痕迹，宜信普惠正是通过对数字化的信用痕迹的追踪，快速地对一个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作出判断。
这种判断是依靠计算机模型来展开的。陈欢说，通过客户授权，宜信普惠可以把银行账单、电商交易记录、电信运营商方面的记录等信息源作为分析依据，整个过程由计算机系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信用合格者在3个小时内就可以拿到贷款，带齐资料来到营业网点，几乎就是“立等可取”。
随着服务对象规模不断扩大，宜信的电子模型信用审核方法不断得到可靠性验证，从而不断完善。
对于宜信而言，一个高效而准确的信用评价系统对外是竞争力的一部分，对内则是风险控制的重要依托，因此陈欢认为，今后宜信普惠的技术创新方向，主要也集中于对基于数据的风险模型的持续改进和开发，不断强化大数据的反欺诈、风险评估、实时授信、金融数据挖掘、个性化推荐、精准获客等功能。
即便放到世界视野上，宜信利用数字技术对信用评价方式所进行的颠覆性改造也具有革命性意义。去年11月G20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宜信高级副总裁赵卉就受邀出席系列会议中的中小企业金融论坛，在论坛上介绍宜信的大数据风控经验，因为这与G20所力推的“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普惠金融”方向紧密耦合。今年G20峰会将在代表中国互联网技术应用前沿水平的杭州召开，对此陈欢表示，首先，要充分利用今年我国是G20(即“20国集团”)峰会主办国这一机会。发挥宜信公司在‘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组织中的作用，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普惠金融。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陈欢说，目前所说的高效性还主要集中于城市区域，农村业务比例依然偏小。
这与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率较低以及一直以来农村与金融的疏离有关，农户没有工资条、电商记录，甚至没有银行卡，造成获取信用信息的成本很高。“2008年我们宜信普惠只有几十个人，唐宁提出来要做农村业务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打鼓。所以我们看到金融机构不愿意到农村去，有的甚至原来有涉及，也在撤出。”
迫于条件限制，宜信普惠有时不得已采用一些“笨办法”实地了解农户的信用情况，甚至包括“数数他们家有几头猪、几只鸡”。相比之下，在一些地方通过经销商代理或与农业合作社对接的方式提供服务已属轻松。至今宜信普惠已在农村行进了9年多的时间，目前宜信的“农商贷”正在快速发展，农机租赁、农业保险等产品也颇受欢迎。
在农村市场特有的简陋金融条件下，宜信也没有放弃标准化努力。陈欢说，通过精确的财务测算，可以计算出在农村地区设立一个可以自负盈亏的网点所需的业务规模，然后进行全国性复制，复制带来规模提升，成本下降，从而有能力服务更多农民。
信用社会的愿景
理想的美好社会首要特征是平等，普惠金融当然也是。
如果说对金融服务权利的平等化追求，只是宜信发展的客观效果，那么协助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则是宜信的主动担当。
见到陈发顺，唐宁说过一段动情的话：“我们就是要靠着这一笔一笔的个人信用借款，实现中国高成长性人群的中国梦，最终为建立信用社会而努力。”
信用社会要求人人信用透明，这意味着信用记录不应该是一个个独立机构的私产，而应该具有共享性。然而，对于宜信普惠而言，其独创的信用评价系统事实上是它在业内具有竞争力的风险控制手段，客户信用数据也是企业资源的一部分，这与共享性之间似乎隐含矛盾。
对此，陈欢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下如何去做好一个人的信用风险判断，的确是宜信10年来积累的独特竞争力之一，但宜信依然期盼国家能有一个信用记录采集机构能够把各家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接纳和统一起来，最终这会创造一个多赢局面。
“一个人在我们这信用记录很好，他可以在其他金融机构也借到钱，信用记录不好的，他去其它地方一样发生借款困难，这样每个人都会更加在意自己的信用记录。共享性越强，人们对个人信用的重视程度就越高，形成一种习惯和文化。”陈欢说，“反过来看，这对每一个金融机构也是有利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是否存在多重负债的问题。有时候资料显示他的还款能力很强，但他可能已经用这些资料在多家金融机构借款，信用记录共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宜信的首席战略官，风险控制是陈欢必须充分重视的，“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风险控制能力”是他对未来战略重点的回应，而这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同样息息相关。
“我们要能更好地判断客户的风险级别，不同风险级别的人贷款价格应该是不一样的，这样就能让更珍惜自己的信用的人得到更大的好处。”
用切身利益对社会个体的信用行为进行正向激励，这是企业家的思维，而恰恰正是这一点，让人相信在中国建设信用社会的愿景不是空谈，希望在前。
按照和宜信普惠的约定，陈发顺一丝不苟地按期还上了他的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