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思维：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哪去了？

原创于: 2014-08-25 14: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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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异思维：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哪去了？

许多事情就是熟视无睹。“创新”被一些企业、学校等列为“精神”，在墙上贴了快20年了，但“创新精神”在哪里呢？

高校“恢复高考”37年，培养了多少“创新人才”？

企业改革开放37年，“创新”了多少科技产品？满街的小汽车，有多少是“中国自主创新”？约5亿的移动电话，有多少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

是的，中国是全世界培养“博士”最多的国家，从数量与比例上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但看看中国那一批“官员”，甚至不用去认真听课，认真撰写博士论文就可以戴上“博士帽”来看，就知道中国的“博士”学位有多高知识“含金量”。

中国是全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可以不客气的说，至少有80%的论文属于东拼西抄，人云亦云，弄虚作假，为拿“学位”或“职称”而花钱“买的版面”，真正的“学术垃圾”。

还有，国家科技界的院士，科学院的工程院士，竟然也有花钱运作来的，靠“学问造假”上位的。

“劣币驱除良币”。当弄虚作假而当了院士、博士、“学术带头人”，还有多少人会沉下心来“踏踏实实作学问，认认真真搞创新”呢。

最近，当大家热衷于讨论“2014年是国企改革年”时，人们为什么不问一问：20多年来，作为掌握国家主要资源的113家央企，有多少“创新成果”呢？

中国人天生缺少“创新能力”吗？

“四大发明”让世界赞叹。

“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至今为国外人士钦佩与学习的经典。

而《红楼梦》与《聊斋志异》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至今无人撼动。

但是，中国毕竟没有培养出牛顿、达芬奇、爱因斯坦、爱迪生——为什么？

首先，是儒家文化“重书本、轻实践”、“重官场、轻实业”的传统扼夺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将优秀人才都引向“读书做官，科举入仕”之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情结。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重官员，轻科技”。在中国现在，即使在最大的央企里干，如果“不做官”，那搞科技一辈子也不会有高收入、大出息。在高校，如果不是行政相当级别，你连“科研经费，科研项目”都拿不到手！

当涉及企业高职人员退休金时，有政府人士这样解释：许多高职人员也是企业高管，收入已经很高，所以不可以再增加退休金了。可是那些一辈子搞工程技术而又没有成为高管的人呢？这是多么荒唐，多么严重打击企业搞技术人才的讲话！

第三、高考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

现在，各地的高考状元，高分者都奔着“经济”与“管理”专业去了。其实，即使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这些国家一流的经济学专业、管理学专业，在世界上的水平也是落后的。不少人企图拿个什么“经济学诺贝尔奖”，只要看看文献就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学、管理学有多么大的差距。中国的股票分析师，只可以说是小儿科，在那里忽悠不懂股票理论的股民一个楞一个横的——请问，跟着“股评师”炒股的，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赚钱”了？

其他学科，也是严重落后。大学扩招，学术水平下降，教材陈旧，教员知识老化，不学无术也充斥高校讲台，真正的高等教育的“假、冒、伪、劣”。

没有高水平的创新的教育，能轻易培养出一流的创新人才吗？

第四、利益导向的现行体制，在将人才误导。

解放后，中国还培养过陈景润这样的世界级数学家，现在还会培养出吗？陈景润尽管不为许多人所理解，但有经济学家王亚南的赏识，还有数学界老前辈的爱护。陈景润生活的年代，最起码还可以得一间独住的房间，每月近80元的工资，仍然相当于两名工人的收入！而现在的毕业生，

求异思维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哪去了？

美国的“终身教授”月薪六千美元，收入不算太高，但是可以专心致志搞科研、搞技术，中国可以吗？依目前中国之状态，如果有这种待遇，恐怕又会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可以上位了。

第五、高校对研究生人才选拔方面的失策。

当年杨乐、张广厚在北大本科毕业时，是由侯教授直接点名作为研究生。根本不需要“研究生入学考试”。当时一名同为北大数学毕业的女学生认为侯教授“偏向、重男轻女”，平时考试自己门门分数都95分以上，比杨乐、张广厚分数还高。侯教授说：“我现在不回答你，20年以后再回答你。”20年以后，这名女学生在文汇报上写了文章，称赞侯教授的伯乐眼光。

而当今：又有多少研究生是靠走关系而被留校，被推荐，又有多少是靠“会考试”而被录选？

第六、当领导不一定是某门专业的专家，但一定要有“战略头脑”，不可以“不懂装懂”，“急功近利”。

二战期间的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十万科技工程人员中，还专门配备了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是为了核算成本，哲学家则是为了“打开思路”，这就叫“战略头脑”。

美国国防部专门配备了数学家，而且并不分配具体任务，目的，就是让这些人搞“创新”。

我们会这么做吗？

我们的企业会这么做吗？

高校给讲师、副教授发表学术论文的压力，促成了一些教职人员的“走捷径”与“粗制滥造”。其实，一篇优异的经典型论文，例如1915年爱因斯坦三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那是多少万篇其他论文也不可替代的！经典的东西的产生不仅需要“天资”，更需要长期的“专心致志”的投入——如今的领导有多少有这个耐心呢？

第七、高考制度的缺陷，抑制了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高考制度，一个，应该实行“高校自主招生”。 尤其是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样的顶尖级学校，就应该完全由学校自主招生。

另一个是“文理分开”的作法 ，是苏联强调具体专业分工的产物。实践已经证明，由于“文理分科”，制造了中国人才的知识结构严重的不合理，是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的。

第八、“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应该并行不悖。

“史无前例”的年代，辽宁省的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借朝阳农学院说事儿，一个叫“王大学”的学员，于是发挥“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此话，好像今天没人重提了。

其实，此大谬也！大学，就不应该是“大家都来学”。所以，扩招727万，也就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劣币驱逐良币”了。

首先，要废除“官本位”，要实行“能力本位”。“蓝领”收入不仅可以高于“白领”，还可以依据“贡献”大大高于“白领”。

在此基础上，中国目前的约三千所高校，就应该分别“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界限：即一部分人进入科学、技术、艺术的“象牙塔”，另外多部分人进入“广大就业岗位”。“基础研究”与“应用教育”应该严格分开。

第九、对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的保护不力，也阻碍了中国人的创新。可以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专利”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例如美国的“可口可乐”为什么畅销全球？因为“品牌效应”，而“品牌”就是专利的一种。中国大陆对技术盗版、文章抄袭等等的管束力度不足以将“知识产权”与“专利技术”推到“生命攸关”的地步。西方人为了“维护产权”，不惜花大成本，因为这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反映呵。

作者：孙青松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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