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相亲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性别叙事研究

[摘要] 本文从性别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以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为叙事范本，通过分析节目叙事中两性的角色化处理、节目互选模式中的性别叙事以及节目中“看与被看”的两性叙事角色，总结两性在节目中的不同叙事功能，并进一步分析其背后折射出的两性话语权力博弈。

[关键词] 相亲类真人秀 电视节目《非诚勿扰》 两性 性别叙事

江苏卫视的相亲类真人秀《非诚勿扰》自2010年1月15日开播以来影响日甚，曾连续12周夺得卫视周收视总冠军。据央视索福瑞统计，其收视率曾一度达到4.53%，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并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 。对于当下相亲类真人秀电视节目收视率暴高的现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如从节目定位和商业包装分析其成功要素、从娱乐至死和消费至上的传播理论分析其眼球效应、从商业角度分析其营销策略与效果、从公共传播视角探讨其对社会成员价值观变化的影响等等。但笔者认为，相亲类真人秀的首要因素在于“两性”和“讲故事”，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揭示其热播的原因，绝不能缺少对节目性别叙事的研究。

所谓“叙事”其实就是“讲故事”，人是自然界中唯一会讲故事的动物，叙事是人类获取生存意义甚至安身立命的一种本体性需要，故事因此也就成了人类“意义世界的基本成分之一” 。所谓“性别叙事”就是从节目的叙事方式中探究其内在的性别意识形态，探讨其深层叙事中到底是男权思想还是女权色彩抑或是二者相博弈。

一、节目叙事中两性的角色化处理

将《非诚勿扰》作为叙事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主要有以下角色：男女嘉宾（主人公）、主持人（话语分配者）、嘉宾主持（协调者）、观众（评论者），这些不同的人物角色共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其中最为核心的无疑是“秀”的主角——男女嘉宾。

以往的相亲类真人秀节目往往会选取人数对等的男女嘉宾，如早期的《玫瑰之约》、《为爱向前冲》以及现在的《爱情来敲门》，但《非诚勿扰》作为一档新派相亲交友节目，注意到了当今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崛起以及大众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转变，为了迎合了女性观众急切希望从媒体中看到女性自主意识的诉求，《非诚勿扰》打破了过去相亲类真人秀中男女人数对等的惯例，改用24女选1男的方式，从表象上实现了女性“主导”身份的确认和男性“被看”身份的建构。但尽管如此，《非诚勿扰》依然是一档男权话语导向的真人秀节目，这里先从两性在节目叙事中的角色化处理说起。

1、符号化处理

电视节目是一个借助视听语言符号来传递价值诉求的符号系统。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包括“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在电视节目符号中，“能指”即节目的内容面，“所指”即节目的表达面 。通过具体的表现手法（能指）来传递目的（所指），是真人秀节目的基本叙事原则。《非诚勿扰》就是借助视听语言将女性形象进行符号化处理，将其转换为某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再将这些抽象的价值理念予以视觉化和标签化，从而使节目更加富有社会意义和哲学深度。

《非诚勿扰》中符号化处理的典例就是马诺形象的塑造。马诺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平面模特，因在《非诚勿扰》中大胆、犀利的发言，尤其是“宁在宝马中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一言而迅速在网络上蹿红，被网友们称作“拜金女”。从符号学角度对马诺这一符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节目运用了三个元素来设置符号：能指——模特马诺、宝马，所指——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符号（所指与能指的结合体）——渴望拥有上流奢华生活的拜金女。作为所指，宝马是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空洞物，但宝马被马诺赋予了符号，就充满了意义，同时，马诺也被符号化处理了。

《非诚勿扰》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化处理还体现将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身体符号”、“景观符号”来夺人眼球。从身体的呈现而言，台上24位女嘉宾风格迥异，有的端庄贤淑、有的热情奔放、有的性感妩媚、有的清新素丽、有的妖冶俗艳、有的干练利落、有萌妹子、有二次元、还有夸张的Cosplay女……所有女生都主动将自己置身于被全民观看的境地，甚至将身体语言进行表演性质的使用，成为“一种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 ，进行着“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 。这一点在后文会有更加具体的分析。

而节目中男性的形象更多地是被模板化处理了。由于台上一次只能站一个男嘉宾，就使女嘉宾的择偶标准在潜意识中向台上的男嘉宾靠拢，无形中窄化了女生心中对“完美先生”的规范，即趋向一个统一的标准——金钱、地位、才华与外表的统一体。

2、层次化处理

24位女嘉宾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一端成扇形依次排开，陈列意味非常浓厚，但陈列并不等同于随机落位，看似随意的站次实际上是代表了24种不同的女性符号。比如靠近舞台中央的 11、12、13、14 号台位一般都被一些漂亮模特或“话题女生”占据，她们是这个舞台上的景观，为了吸引受众眼球，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她们被“放置”在有利的视觉位置，获得较高的出镜率和发言机会；而1号和24号这两个边缘位置一般放置的都是打扮中性、女性化特征淡弱的“像男孩子的女孩”，传达出节目鲜明的审美观；2-6号、15-23号则多为审美评价有所争议或根本难以为人所记住的面孔。《非诚勿扰》通过这种装置语言实现了对女嘉宾的层次化处理。

不仅女性在节目中被层次化处理，男性以及男女之间的地位关系也被节目的舞台布局巧妙地层次化处理了。首先，男嘉宾和主持人站在扇型舞台的轴心上，被二十四位女生和观众层层环绕，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场的聚焦点，这就平衡了女性因人数众多而造成的压迫感。其次，男嘉宾在T台的窄端与话轮发配者主持人站在一起，构成了全场话语权最强的一个阵营，无论在话语权方面还是视线方面，都能够轻而易举控制全场。最后，男女嘉宾之间长长的Ｔ型伸展台不仅充当了连接男女嘉宾的桥梁，而且在视觉上增加了场景空间的宽敞感和疏离感，同时又在灯光的配合下营造出鹊桥相会的浪漫场景，将两性的关系软化，使一切针锋相对的对话都蒙上一层暧昧的外衣。至此，无论在女嘉宾内部，还是男女嘉宾之间，其相互关系和地位都被节目以舞台布局的手段进行了层次化处理，以助于相亲活动的展开。

3、多元化处理

《非诚勿扰》作为电视真人秀节目，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体现出了对个体性的强调。节目中的男女嘉宾虽然都形象不俗，但不论从年龄、性格、职业还是经历来说都是迥异的，个性十足的，正是基于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物个性才能激发起受众的好奇心和观看欲。这也正是该节目创办的初衷。就像《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刚说的：“《非诚勿扰》是真人秀，所以它不能满足于温情斯文的相亲交友，甚至没打算促成任何一对男女，连装出这种态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鲜明的话题性、凶狠的两性搏杀，以容纳那些困扰着人们的现实问题——金钱、房价、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等” 。有话题才会有收视，由于话题是由人制造的，所以制造话题要从选择嘉宾开始。从往期节目可以看出，《非诚勿扰》上的女嘉宾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些女嘉宾能够用她们新锐的思想和大胆的言辞诠释她们对爱情、金钱、家庭、人性甚至中西方文化差异等话题的认理解与判断，从而制造种种话题。

以最近一期（2014年4月6日第428期）《非诚勿扰》为例，女嘉宾的职业包括瑜伽教师、外汇销售、金融机构项目经理、职业拉拉队员、IT公司客户经理、文化公司副总、美甲店合伙人、生物科技公司技术顾问、留学生等等，24位女嘉宾几乎没有重复的职业。每期的5位男嘉宾也都是尽可能地差异化、多元化，以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二、互选模式中的性别叙事

舞台上24女对1男的绝对压倒性数量优势，使女嘉宾能够带着极大地优越感审视每位来到Ｔ型台中部的男嘉宾。人数的优势使话语的螺旋被打开，女嘉宾敢于在节目过程中果断打断男方话语，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表象上营造了一种女性至上的强权话语模式。但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叙事过程中——尤其是男女嘉宾的互选过程——可以发现，这只是节目中女性叙事对男性叙事发起的一个挑战而已，男权叙事依然稳固地贯穿全程。

有人也许会说，《非诚勿扰》展示的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双向选择过程，但事实上，在异性的接触机会方面男女嘉宾的权利就不对等，每位女嘉宾每次只能见到一个男生，并且还有其他23个女孩来竞争，而一个男生一上台就有二十四位女生在等他。就像江苏卫视副总监王培杰说的：“对参加节目的女嘉宾来说，《非诚勿扰》是部连续剧，这一期没能找到心仪的对象，下一次可继续上台寻觅意中人；对男嘉宾来说，《非诚勿扰》则是一部系列剧 ，因为每个人面临的挑选形式都一样，但只有一次机会。”

在选择的主动权方面，从故事一开始的男生出场到最后男生牵手一位女生离开，就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男生应该主动去选择与争取，而女生则应该被动地等待或拒绝的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理念。 比较一下双方出场时的背景音乐，男嘉宾的《Can You Feel It》明显比女嘉宾的《Girl Friend》更具有冲锋陷阵的征服色彩与阳刚之气。而在其后双方互选的叙事模式中，女生除了通过亮灯或灭灯以表明态度外，基本上就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被审视与被挑选，活跃的女生会有稍多镜头曝光和表达机会，但这要取决于主持人。而男生在节目中则是主动地去表现与征服，比如男生会不时地全场跑动，送礼物、做表演、表白心迹、上前灭灯等等。

只要台上还有一盏灯亮着，男生就掌握着主动权，而女生则只能被动拒绝。即使女生灭灯拒绝，但只要男生一开始选择她为心动女生，那么他就可以在闯过三关进入权力反转时把心动女生请上来，做最后的争取。但如果一个女生对男生中意并留灯到最后，她还是有可能还没有上台就被男生灭灯。当然，女嘉宾也不是毫无主动权，她们拥有“爆灯”权利。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男生的“心动”成本远低于女生的“爆灯”成本。因为每位男嘉宾都被默认地赋予了选择“心动女生”的权利，如果男生中途离场，他所选的“心动女生”也不会被公之于众，如果进入权力反转，“心动女生”就会被很自然地请上台，和另外两个选择留灯的女生一起进行二次选择。然而女生一旦“爆灯”，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向男嘉宾表明心迹，而且和爆灯女生站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另外两个选择留灯的女生，还有心动女生。这就意味着，作为“强行闯入者”，爆灯女生要付出更多的勇气，面临更大的风险，却只能得到更小的成功率。

而就拒绝的权利来说，男女嘉宾也不是对等的，这一点在心动女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男生权利反转后对女生的拒绝是绝对的、一次性的。但是，女生拒绝的有效性则没有这么绝对，因为只要男生能够坚持到最后，心动女生就会被再次请上台去，接受一个来自已经被自己灭灯的人的表白。也就是说，心动女生的拒绝要两次才生效。相比之下，男生的拒绝永远是斩钉截铁、毋庸置疑的。对于亮灯女生，男生通过灭灯一次性拒绝；对于爆灯女生，男生在权利反转阶段通过选择与别的女孩牵手来表示拒绝，也是一次性的、决绝的、有效的。

总之，男生拥有最后的拒绝权、选择权与决定权，这些权利也是节目叙事进程的推动主要推动力，从男生选择心动女生——通过回答问题和才艺表演展示自己——上台灭灯——选择坚持心动女生或牵手其他，节目进程得以推进，故事讲述得以完整。相对来说，女生的主动选择权效用较低，而只拥有相对有限的拒绝权，权利的缺失使女性对于节目进程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当然，24名女生的合力也可以推动进程，比如女生全部灭灯会使男生惨淡离场，结束故事，但均摊到每一名女生，其推动进程的力量就显得不微不足道了。

三、“看与被看”中两性的叙事角色

以“看与被看”的结构原则和方式来叙事是真人秀节目一以贯之的做法，但在以往的相亲类真人秀节目中，女性大多处于“被看”角色，充当被审美的对象，尤其是在一些选秀大赛中女性的“被观赏性”异常明显，男性的视角决定了女性对美的态度。而《非诚勿扰》将男女双方的阵营规模调换过来，让女性坐上评判席且人数大大超过男性，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权威角色。这样，从形式上看，男生就处于一个“被看”、“被评判”的位置——24位女生以及台下观众的目光同时射向处于圆心的焦点的男嘉宾——这一方面符合了“同情弱势者”的心理：一个女生同时被24个男生看是一件极其窘迫的事情，反之却无伤大雅；另一方面，这也避免了被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忽视女权”，保证了“政治正确”。节目试图通过这种形式化的手段弱化男性的权利地位，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从而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但实际上，女性从走上舞台充当评判者的那一刻起，自身也成为了被看、被评判的对象。而且，由于女生在每一期中连续地出现，因此对于女生的“观看”与“评价”更具持续性和话题性。所以这种表面上的地位转换并不是本质，女性被观赏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女性依靠男性来评判自身的方式也没有改变，男性依然是传统媒介观念下的受益者。

在如今这样一个强调女权的社会，对于女性屏幕形象塑造的传统方式已经引发了女性的反感和社会的反思，因此，电视媒体为了既抓住女性观众，又不违背当今的社会理念，便转而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就像英国学者斯特里纳蒂在其著作《通俗文化理论导论》中谈到的：“当今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用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 。《非诚勿扰》践行了这一理论，它将过去张扬的男性主义悄悄隐身，换一套衣裳重新登台。24女对1男的阵容对比表面上看是女性占据主动权，但是，通过摄像机这双特殊的眼睛，男性既满足了其对女性的观赏，又将男性的审美观反射给女性，使女性按照男性的意识需求去规范自身，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最终，节目依旧满足的是男性的需求，只不过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其观点展现出来。

从性文化角度来看，文明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女性取代男性而“标出”，男生是正项，是强势方与本色方；女生是异项，是弱势方、妆饰方与标出方。女生的浓妆艳抹和伶牙俐齿都是一种“标出性”的表现 。正如法国心理学家拉康所言：“女性通过化妆，成为把‘无’的真实装饰在身上的存在。” 《非诚勿扰》巧妙地利用了“看”与“被看”间权力转换来服务节目叙事。节目中，由于女生在人数上已经取得优势，并为获取关注进行了高度的商品化包装，努力迎合自身作为“被看的花瓶”角色，因此，女嘉宾即使做出刁钻古怪、尖酸刻薄甚至群起而攻之的行为，也不会破坏男强女弱的文化心理平衡。而湖南卫视的同类节目《我们约会吧》中，18位男生和1位女生的数量对比会使本已失衡的两性文化心理天平更加向男权倾斜，因此《我们约会吧》中的男士一般都表现得十分绅士，谦让有加，以尽量弥补已经失衡的性别天平。如果男嘉宾再用言语攻击女嘉宾的话，两性的文化心理就会彻底失衡，视觉效果上也完全不成体统了。

结语

在《非诚勿扰》等相亲类节目中，节目主创人员让女性享受到在现实环境中没有的“主导权”，使其认为能够掌控男性。但经过严密分析，发现这种女性独立意识仅仅在表面停留，暗藏其中的仍然是强悍的男权文化。节目仅仅做到了“借由女性主义旗帜和性别刻板意识的主宰，让节目在女性受众群中产生高度的信任感，借此打通市场消费环节并控制节目产品的流行性，从而能获取更多广告商的垂青以及节目的大众认同度。” 这样，既没有违背社会男性中心文化的本质，又满足了女性对于掌握主导权的渴望。而事实上，男性对媒介的控制，必然导致电视节目中男性视点的流行，因此，《非诚勿扰》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桎梏。个别学者所谓的节目中传达出来的“传统性别的政治反叛” 只不过是一场想象中的革命，一场无望的胜利。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专业）